1931年2月，陈友仁在法国巴黎与张荔英新婚后回到国内，友人王悦之得知消息，即请王青芳以《精诚团结》为题创作一幅画相送，这不仅是一份简单的贺礼，实则是蕴含着文化人救国图强的期冀与革命担当的振臂呼声。读懂这幅作品须深刻了解其时代背景、相关人际关系以及革命历程等诸多方面。

       一、时代背景、相关人际关系与革命历程

       陈友仁（1878-1944），祖籍广东顺德，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大学就读于西班牙圣玛丽学院法律专业，毕业后回到特立尼达从事律师工作。他父亲陈桂新曾是广东顺德的穷苦木匠，因遭到官府和恶霸的欺凌，背井离乡参加太平天国运动，运动失败后几经辗转流落到特立尼达。父亲的经历使陈友仁产生反对清朝封建统治、救国图强的愿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友仁在英国遇见爱国华侨伍连德博士。在伍博士的感召和引荐下，陈友仁毅然舍家别业随之到达北京，为便于开展工作，主动放弃英国国籍并加入中国国籍。历任北洋政府交通部秘书、《北京新闻》编辑、《京报》总编等。陈友仁政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抨击北洋政府的专制、腐败、卖国，遭北洋军警拘捕。获释后南下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他不惜变卖特立尼达的家业资产，全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

       1924年12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带陈友仁等人随同北上，在北京由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王法勤负责接待，王法勤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与冯玉祥交谊很好。冯玉祥是西北军统帅，从小出身贫寒，富有正义感，具有满腔爱国热情，但缺乏革命理论指导，只能以基督教维系军心，被称为“布衣将军”“基督将军”。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任国民军总司令。孙中山北上就有促使冯玉祥易帜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愿望，陈友仁与王法勤多次到张家口拜见冯玉祥，冯玉祥认清了孙中山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响应孙中山“三大政策”并将其编成歌曲唱响全军。冯玉祥与陈友仁、王法勤成了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同路友人。

       王悦之是王法勤的义子，原名刘锦堂，1894年生于台湾，他的成长饱受了日本殖民地二等公民的屈辱，目睹了日本殖民者对反抗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进行的残酷杀戮。1920年刘锦堂正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读书，受祖国大陆爆发“五四”运动的强烈吸引，怀着投身革命，报效祖国之志毅然从日本到大陆执意要追随孙中山。他的一腔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深得老同盟会员王法勤喜爱，为了更好地培养他，将其收为义子并更名为王悦之。

       1921年，王悦之回国考入了北京大学专攻中国文学，同时兼任北京美术学校西画教授。王法勤是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核心人物，王悦之在北平的社会资源、政治立场深受义父王法勤的影响。王悦之通过王法勤与陈友仁相识，他们具有相同的爱国热情和救国图强志向奔赴祖国而来，成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的同路人。

       1930年12月，王悦之出任（私立）北平美术学院院长（1928—1949北京更名北平），王法勤、冯玉祥任校董，聘请新美术运动先驱王子云的堂弟、齐白石的入室弟子王青芳兼任该校的美术教授。

       二、嘉礼“精诚团结”主题绘画的拟定

       1930年，陈友仁与张荔英（画家、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女）在法国巴黎结婚了，宋庆龄专程前往贺喜。为继续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陈友仁携带新婚夫人张荔英于1931年2月回到了中国。上海、北平多家报刊发布消息并刊登张荔英的画作，王悦之甚为欣喜。

       王悦之深知陈友仁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拥护者。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三大政策”的精髓就是以联合破孤立、以团结聚力量、以工农固根基。因此，只有精诚团结才能合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事业。1926年北伐战争初期的胜利，就是遵循孙中山“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合力奋斗的结果。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于1927年分别挑起“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进步人士。1930年又挑起国民党新军阀“中原大战”“蒋桂战争”。国民党内部“宁汉分裂”、蒋胡“汤山事件”“宁粤对峙”等派系纷争持续不断，内部分裂极其严重。严重违背了孙中山“三大政策”及“唯有党内精诚、国共同心、联合工农，革命才有出路”的初心教导，反而给帝国列强侵略中国以可乘之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正是看准并利用中国内部不团结乘虚而入的。

       面对山河动荡、民生凋敝、列强环伺、日本殖民扩张导致国家危难之际，王悦之清醒认识到，作为画家在大敌当前要以笔为枪，把艺术服役于民族救亡事业。因此，王悦之拟以“精诚团结”为题创作一幅画用作陈友仁的新婚嘉礼，以祈唤醒人们“精诚团结、救国图强”之目的。王悦之擅画人物与风物画，难以表现“精诚团结”的主题，他就想到富有创意的花鸟画家王青芳教授，王青芳欣然接受。

       三、王青芳“精诚团结”主题画的构思与创作

       以《精诚团结》为主题绘画是一道命题绘画。历史上北宋时期画院的科考题《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竹锁桥边卖酒家》等是命题绘画的经典案例。普遍认为大写意花鸟画在绘画中是最难的，且越简单越难，其命题大写意花鸟绘画则更难。

       综合分析命题绘画有四难：一是审题难。抓不住题眼，极易直白图解；二是转译难。把抽象理念、听觉、嗅觉等很难转化为视觉符号；

       三是布局难。构图为立意服务，物象组合、藏露分寸、简繁程度极难把控；四是气韵难。笔墨格调要与主题、立意、物象、隐喻、基调相统一，同时兼具独创的个性辨识度。

       王青芳先生身处在那个动荡的历史时代，深知那个时代的背景以及《精诚团结》命题绘画的隐喻。为表现“精诚团结”之团结、凝聚、御敌的意旨，他精准地选择丹顶鹤为唯一物象。丹顶鹤，别名仙鹤，号称“仙风道骨”，是注重团结、雌雄相随、结群而居的“一品神鸟”。

       丹顶鹤以“喙、颈、脚”三长著称，鸣叫时清亮高亢穿透力强，往往“未见其影，先闻其声”；飞行时高度可达数千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百公里以上。在飞行时，丹顶鹤常排成“人”字形和“一”字型，集群有序、主次分明、分工明确、步调一致。其领地意识极强，警戒灵敏度高，足部冲击力大，能防御猛禽和中型捕食者。当危险来临时，领首的一只引颈长鸣，尔后第二、三只乃至全群一起鸣叫起来，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说，有让敌人望风丧胆之寓意。丹顶鹤的寿命高达50年以上，是清正健壮、长盛不衰、吉祥长寿的象征，古今画家常以此作为绘画的题材。

       王青芳创作的《精诚团结》图选用了七只丹顶鹤，采用竖向直列式构图，利用散点式透视由后向前、由下向上有序推进，构图严谨，排列紧凑，技法娴熟。用线勾勒外形并着重刻画坚硬的长嘴、眼睛与长脚。长嘴用花青色晕染显示如钢刀般的锐利与战无不胜的威风；其眼睛清亮圆目、炯炯有神；其长脚挺立如柱、收放合度。身体因形施墨添彩神似统一着装的革命军人，再在头部点上丹顶红，以少胜多地表现了一支气宇轩昂、威风凛凛的革命队伍。

       《精诚团结》图中仙鹤排列紧凑，错落有致，体态硕壮，神情各异。从上而下看，最上一只领衔仰面天际；第二、三只观顾左方上下；第四、五只瞄准下方；第六、七只观顾右侧上下。七只丹顶鹤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环顾左右，通观上下，不留死角地侦察着敌情。第一只仙鹤是主角，似乎发现了敌情，曲颈向天，张开长嘴，发出了第一声长鸣。第二、三只也作出鸣叫的开始状，大有战斗即将打响，威悚敌人，夺取战斗先机之势。《精诚团结》图正是作者抓住了仙鹤瞬间的神态变化，用形象简括的艺术表现形式，围绕主题，直抒胸臆，精准地表现出“精诚团结”就是中国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走向胜利的法宝。

       《精诚团结》图继承了宋代命题绘画含蓄寄兴、托物言志的创作理法，以七只顾盼生姿的丹顶鹤，隐喻社会各界力量和而不同、同心共济、共御外侮、救国图强，呼应了“精诚团结”的时代诉求。画家立足传统文人画笔墨，重构了花鸟画的意向内涵，将“精诚团结”的意旨注入花鸟画之中，让传统命题绘画赋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体现了艺术家们艺文载道、践行美育救国的革命担当。

       《精诚团结》图为纸本竖幅，纵136公分，横33公分。在右上角题名为“精诚团结”，落款为“友仁兄嘉礼王悦之敬贺属青芳画之”，钤印“王”。该图形神兼备，立意清晰，意境深邃，选材得当，风骨奇峭，用笔洗练，以简驭繁，以少胜多，不袭前人，独具匠心，又极具民族气节，是一幅反映时代、见证历史的传世作品；是承载道义、寄托情怀的文化载体；是画家迁想妙得的命题绘画典范；是观者耳目一新的大写意花鸟画佳作。艺术大师陈子庄曾说：“画有民族节气，有创造性，有艺术感染力，方为可贵。”

冯 亚

2026年 8月写于宿州

主要参考资料：

1.抗日战争纪念网《中华民族抗日编年》

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

3.黄埔军校同学会《黄埔军校同学会重要文献资料选编》

4.河北人民出版社《陈友仁传》

5.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革命外交家陈友仁》

6.商务印书馆《祖国召唤我—我参加中国革命的历程》（陈丕士）

7.中国文史出版社《冯玉祥》

8.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冯玉祥将军传奇》

9.人民美术出版社《王悦之画集》

10.云南人民出版社《艺术家王青芳》

11.浙江理工大学《现代艺术家王悦之研究》

12.中国美术馆《脉脉之思——王悦之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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