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写父母，却一拖再拖，拖了十多年没有动笔；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没的写。

写文章，尤其是写人物，先要了解对方的生平履历，掌握大量的情节和细节；这些都是我缺乏的。

我父母生了七个子女，第五个夭折了；我大排行是老六，下面有个弟弟。俗话说：“娇头生，惯老生，当中间的打补丁儿。”从记事起，和父母的交流并不多。早些年，二老忙忙道道，很少和孩子闲聊；后来，病病歪歪，没心情“讲古”；再后来，我离开矿区，和父母聚少离多。

第二、太难写。

近些年，写父母的作品挺多；其父母要么是名人，经历极有传奇性；要么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可以以事带人。

我父母太普通了，甭说和名人相比，就是和同事、街坊相比，也算混得不咋地的。

第三、不敢写。

父母这辈子，苦置巴业，把六个子女拉扯大，其中还有一个盲儿，着实不容易。

然而可敬之人，也有“可怨”之处——

一是，没文化。

按理说，这怨不着父母。怹们这代人，大都是文盲、半文盲。问题是，自己没文化，却不重视文化；不鼓励、不督促子女学习。

我二姐学习好，想念高中。我爸不同意。我妈支持，并不是重视学习，而是我大姐去东北“支边”了，我妈让我二姐帮着干家务，带弟弟、妹妹。

我们家姐弟六人，只有二姐上过高中。读书少，文凭低，不仅影响心智结构；而且制约了职场的发展。

二是，脾气不好。

我父亲很“倔”，沉默寡言，却脾气爆躁，子女们稍有错误，轻则痛骂，重则禁食，再重就暴“捶”。

我母亲很“丧”，口头话是：“哎－，我这辈子，是人不如呀……”然后开始“卖惨”，初听时，颇为同情，听多了，就麻木了。

三是，缺少爱心。

二老的“原生”家庭，都是贫寒而残缺的。父亲儿时丧母，青年丧父，15岁闯荡社会。母亲更惨，8岁就被卖了三家，连父母是谁，以前都不知道。

早年的贫寒家境，后来的迭宕人生，对二老的性格和心态，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对子女，冷漠多于温馨，责难多于鼓励。对孙辈，几乎撒手不管。

传统习俗，父母帮着带孙辈；一来，隔辈亲，含怡弄孙，晚年乐事；二来，帮子女减轻一些压力。

我们姐弟六人，六个孙辈；父母没帮着带过一个。

按怹们的说法，是身体不行。要让我说，身体不好，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心态不好。

对父母的缺点，怎么写？为长者讳吧，有悖于自己的写作原则；照实写吧，有悖于“子不言父过”的传统。

为什么又要写？

怀旧之情。随着年龄增长，对父母的怀念，对往事的追忆，越来越强烈。

借鉴之意。让后辈了解一些家史，以前辈为鉴，珍惜当下；希望对读者朋友，起到一点借鉴作用。

一、苦寒身世

子承父业。按照传统习俗，讲述家史、家事，要先从父系开始……

先父，佟福财，生于1930年，属马；卒于1997年10月；原籍，北京大兴区，长期工作生活在房山区。

相貌普通，中等个，细溜眼，略微有点罗圈腿，右侧额角有一块浅紫色的“记”，皮肤较黑，外号“佟黑子”。

我们这一枝，属于寒门小户，没有“家谱”；家族的历史沿革，只靠口耳相传。

据父亲说，我们这支佟姓，是汉族人；明朝末年，从山西“大槐树”下，移居到北京大兴；最早落户在西白疃村（疃，字典念“团”；当地念“毯”），现在属于魏善庄镇；后来迁居到安定乡的前辛门房村。

至于迁村的年代和原因，父亲也说不清；不知道什么原因，前辛房这枝，“立祖”时没有祖爷爷、祖奶奶；祖坟里是两块砖。从坟地的排序推断，到我父亲这辈，大约经过十几辈人了。

前辛房的佟家，最早是兄弟二人，后来逐渐繁衍，形成两大支，彼此早就出“五服”了。

我父亲很少说起身世。我不知道爷爷的确切名字，大概叫佟永臣？据我妈说，我爷爷小个儿，黑老头，碎嘴唠叨，爱打人，时常跳起来，抽别人嘴巴。

我奶奶，姓啥叫啥、长啥模样，都不知道。

我家这门，人、财两不旺，在村里比较受气。

我们老家地处“浑河”（当地对永定河的俗称）边上，土质沙化贫瘠，粮食产量低，不是旱，就是涝，还时常闹蚂蚱。因此乡民们不光日子贫困；而且文化落后。直到五几年，整个村子几百口人，只有两个识字的，尊称“大先生”、“二先生”。村民们写东西，读家信，都得求这两位。

我们家更穷。为什么呢？

我奶奶有病。

打年轻就有“痨病”；隔三差五就得看病、抓药；身体不行，干不了重活；也没心情经营家计；一来二去，本来不多的土地，几乎卖光了。

我奶奶很早就去世了，当时我父亲十来岁。

从父亲记事起，家里的主要收入，是做小买卖；我爷爷炒花生、瓜子、做糖葫芦；批些“皇历”；爷俩步行到安定、黄村、青云店等处叫卖；最远时，走到永定门。从我们村到县城，50多里路；从黄村到永定门，40多里路。

我们家人丁不旺。

我爷爷奶奶头两三个孩子，都没有“立”住；据说，都是男孩儿，长到几岁，都有搬动土坯了，却得怪病，几天就“挂”了。

为了不“绝”户，花钱请算命先生；据说，我奶奶“命硬”，“坊”子女；破解的办法是，再有孩子，最好寄养在别人家，最次也要另找“奶源”，不能吃母奶。

后来有了我伯父（俗称大爷，也叫“大掌柜子”；次子，叫“二掌柜子”，依此类推。）我奶奶不敢喂了，又请不起奶妈，就给人家一些钱，每天给他喂一些奶。

我伯父是长子；比我父亲大八岁，大概生于1923年。不知道是先生的方法灵，还是机缘巧合。他不仅存活下来，而且人高马大，浓眉大眼，白白净净，就是没读过书，心眼比较憨直。

再后来，有了我姑姑、我父亲；这时家里更穷了；连奶水钱也拿不出来；只好继续吃母乳。幸运的事，后边的一男一女，都存活下来了。

我爷爷嗜酒好赌。

我父母，伯父、姑姑，都认为是老爷子不学好、不顾家。其实现在想想，既有主观原因，也是客观原因。

心理需要。我奶奶中年早逝，丢下三个孩子。我爷爷做小买卖，操心受累，收入很低，且不稳定；所以身心疲惫。怹不认字，乡下没啥文娱活动，只好借酒浇愁。

工作需要。我爷爷做小买卖，时常去县城、进京城；在农村算是见过点世面；因此当过几年“地方”。（类似村委会的成员。）时常帮着收钱收物、派夫派差、调解家务，难免应酬，吃吃喝喝，玩几把麻将、牌九。

据说，我爷爷整天喝得两眼通红；回家就摔摔打打。我伯父和我老爸，都是十五岁那年，被轰出家门，自己找饭辙去了。

我爷爷脾气不好，对两个儿子时常责骂。据说，他和我伯父情同水火，爷俩专门写过文书：“断绝父子关系。生不养，死不葬。”

说嘴打嘴。我爷爷临终时，我父亲在鸭绿江对岸；是我伯父操持的后事；买不起棺材，用我伯母陪嫁的一对箱子，改成的盒子，草草装殓。

二、误入煤矿

我老爸的职场生涯，将近40年。种过地、当过兵、进过机关、当过建筑工人、最后稀里糊涂，钻进山沟，挖了25年的煤炭，落下“二期矽肺”的职业病。

1945年，我老爸15岁，被我爷爷轰出家门。当时老家以农业为主；怹能想到的出路，就是种地，给耕地多的人家打工。

据我父亲说，当时打工并不容易；一来，土地少，产量低，舍得雇长工的人家很少；二来，治安状况不好，不知根知底，不敢往家里招。

据说早些年，“浑河”两侧，主要指大兴县、固安县；民风彪悍，有些人时常抢夺、绑票，明农暗匪，忙农闲匪；还时常把“肉票”扔进“浑河”，或者埋在沙土里。

要想打工种地，先要有中间人介绍；然后让东家“面视”，检测身体状况，询问以前耕种的经验；“面视”通过，三方协商报酬，通常是麦子、玉米、谷子等实物，并且不是一次兑现；分夏收、秋收、年底几次支付；写下文书，三方签字；最后，还要试用一段，没问题才能留下。

怹打工的那家，东家还算厚道，平时也下地干活。一日三餐，早晚吃粗粮，中午吃细粮；农活重的时候，吃两顿细粮；过年过节，有酒有肉，而且管够。据说，某年中秋节，我父亲吃了四五斤肉；吃得东家直心痛，四处嚷嚷。

当兵，是父亲一生的转折点。

怹去当兵，一半自愿，一半无奈；并不像影视里演的，和我辈想像的，上面一动员，好多人就争着报名。实际上，各村有名额；通常是连哄带吓。

一半自愿。一来知恩图报：解放以后，我家分了地，分了房子；日子过得好多了，心态也安稳了，对新中国充满感激：二来仇洋传统，我们村离“京沪”铁路比较近，安定站、黄土坡站、魏善庄镇、青云店镇等处，解放以前时常有洋兵光顾，要粮要夫，欺男霸女。我爷爷曾被日军抓进据点，不仅连打带骂，而且灌了辣椒水。

一半无奈。故土难离，二十多岁了，没出过远门，要跨过鸭绿江，心里发憷；害怕打仗，虽然仇洋，可骨子里是老实人，没跟别人打过架，要跟老美直接过手，不害怕是假的；妻儿难舍，新婚不久，刚有了女儿，一去三四年，万一受伤甚至“光荣”了……

因此乡里动员，村里忽悠，我父亲不抻茬儿：可是人家盯上怹了，天天来家白话，软磨硬泡。父亲拙嘴笨腮，又爱面子，最后半推半就，穿上了“二尺半”。

这次运气不错。一是，军种好，炊事兵，不用直接作战，只是负责三四十人的伙食，埋锅做饭，运送粮食，整天忙忙道道；二是，形势好，中期入朝，大仗、硬仗已经少了；后勤供应也改善了；后来，我父亲偶尔炫耀当年吃过见过的美味，让同事、邻居啧啧称奇。

我父亲服役时，入朝官兵分批回国休养，家属可以来部队探亲。我母亲、我姑姑，抱着我大姐，到过辽宁安东。

当兵三四年，是我父亲一生的“高光桥段”；去辽宁安东，是我母亲一生中，第一次，唯一的一次出远门。

……

实话实讲，国家对我父亲挺够意思。

服役期满，分配工作。

领导询问：“你想去哪儿？”

我父亲懵懵懂懂：“不知道。”

领导启发：“你在城镇有亲戚吗？想投奔谁？”

我父亲摇头：“外边没有亲戚。”

领导询问：“你想干吗，从事哪种职业？”

我父亲傻呼呼：“回老家种地吧。”

领导提醒：“种地可辛苦。”

我父亲：“总比打仗安稳吧。”

领导觉得怹很朴实，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回村种地吧。以后有困难，再找组织。”

……离家几年，父亲重新回村，接着“修地球”。这时候，我爷爷已经去世；我伯父分家单过了；土改分的几亩沙土地，主要靠怹一人耕种。吃苦受累还好说，偏赶上年景不济，头年涝，次年旱，忙活两年，饱饭都没吃上几顿。

这之后，开始办“社”，地又往回收；村民不光要种地，还要“出公差”，修渠、挖河、烧砖、盖房等。

某一年，临过春节，我妈买了点肉，我父亲在窑地上干活；准备怹回来，吃点饺子，打打牙祭。当时有了我大姐、二姐，全家四口人。

这条肉用小绳拴着，挂在窗户上。窗户分上下两节，上节有花格、糊纸，能往上翻；下节镶玻璃，固定不动。

我们老家烧土坑，做饭、取暖，用秫秸、玉米芯。炕上暖，窗前寒，所以把肉吊在窗棱上。

以为万无一失，肉却不翼而飞。当时家里穷，没啥值钱的东西，出去办事，通常不锁门，只是把房门、院门随手带上。不承想，唯一的一点肉丢了；当时没发现。

等我老爸回来，想包饺子，一找肉，早没了。老爸老妈，当时还不老，既心痛，又憋气，不由得连喊带骂，招来一些邻居。据分析，估计是野猫溜进房间，把绳子咬断，把肉叼跑了。

事后多年，父母常提起此事，仍然忿忿，哭笑不得。

种地，受累挨饿，父亲扛不住了，走到黄村镇，找到县“兵役局”（武装部1954至1958年的名称）。当时主管“复退”工作的，是一位姓绳的股长。

怹是我父亲一生中少有的“贵人”，好像是天津蓟县人，后来转业回了天津。此后几十年，我父亲常提起绳股长，说怹既是好领导，又是大孝子——

我父亲：“我不种地了。太累，还吃不饱。”

绳股长：“你想干啥？”

我父亲：“干啥都行；能吃饱饭就行。”

绳股长：“接着做饭，好不好？”

我父亲：“给谁做饭？”

绳股长：“给局里做饭，按月开工资。局里人不多，有些领导带家属，自己开伙。你就给单身汉做饭，饭菜也简单。你就吃住在这，节假日回家，家人朋友可以来看你，可以吃客饭……”

我父亲寻思，这差事不错。局里人不多，一日三餐，定时定点，总比种地轻松。俗话说：“挣钱不挣钱，先落肚子圆”，于是就答应了。

……干了不久，父亲找到绳股长，要求调换工作。原来，怹不光是炊事员，还兼着采购员、勤务员等，说白了，就是一个打杂的。

“兵役局”主管全县的征兵、民兵、复转军人安置等工作，以现役军人为主；官多兵少，局长、科长、股长二三十个，“大头兵”没几个。一些军官带着家属，有的住在局里，有的在附近租房，自家生火做饭。

生火做饭，离不开柴米油盐。军官和太太比较年轻，孩子多，岁数小，背米扛面，打柴推煤，比较困难。这些杂七马八的琐事，时常落在我老爸身上。

多年以后，父亲抱怨说：“头头脑脑支使我，也就算了；连小破孩儿也支使我。这个说，我家没米了，你给买点送来。我就得去集上，背二三十斤米，送他们家去。那个说，没煤了，去买一车来。我就得推着小车，去集上买煤，送到家，再安排妥当。弄得灰头土脸。”

当时我父亲二十出头，脾气急，脸皮薄，不愿意低眉顺脸伺候人；又找绳股长，要求调换工作。

绳股长：“做饭多好呀，活不多，还能撒开了吃。”

我父亲：“做饭还成，就是杂事太多。”

绳股长：“就餐的人少，你光做饭不行。”

我父亲：“我就想光做饭，不想跑跑颠颠。”

绳股长：“你先将就着。以后有专门做饭的差事，我先安排你去。”

我父亲：“好吧。你尽快安排。”

过了几个月，绳股长真给联系了新单位：清华大学，专职做饭。我父亲愿意去，不巧通知报到的时候，怹被雨淋了，持续高烧，大学催得急，只好安排别人去了。

我父亲再找绳股长：“给我调工作，最好是不做饭，也不伺候人。”

绳股长直乐：“你没文化，只会做点饭，不做饭，不伺候人，那你想干什么？”

我父亲：“我不知道。你给安排吧。”

绳股长直乐：“你讹上我了；你边干边等。我再想办法。”

某一天，绳股长找到我父亲：“小佟，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事。”

我父亲：“啥差事？”

绳股长：“站岗放哨。”

我父亲：“戳杆子？我不想干。”

绳股长：“不是固定岗。主要是看管仓库；白天睡觉，晚上溜跶几转，别丢东西，别失火就行。”

我父亲：“就我一人？”

绳股长直乐：“想得美。一个人，出了事咋办？监守自盗咋办？每班两三个人。你还算咱局里的人，穿军装，背大枪，又轻闲，又威风。”

我父亲：“听着还凑和。”

绳股长：“不是凑和，是相当美气。踏下心来，好好干吧。这差事，好多人惦记着呢。”

我父亲：“我先试试。不行再找你。”

绳股长：“你二十多了，拉家带口，别再折腾了。换一个地方，就得重新开始……”

我父亲：“不是我不蹭实，是以前的差事，不和我心思，干着不舒服……”

绳股长：“一行有一行的难处；别这山看着那山高，跳来跳去，最后把自己耽误了。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以后，遇事多想想，别那么冲动……”

老实说，这些规劝，我父亲当年并没重视。

怹告别局本部，来到郊区库房；穿着军装，背着“79”枪，看管几个大仓库。时不常，背着枪回家；在街坊四邻面前炫耀，自我感觉还可以。

我妈不想让怹看库，还想让怹在局里做饭；一来，怹吃得好，就省了家里的粮食；二来，她和街坊四邻能去县城找怹，逛逛街，吃客饭。因此，我妈老蹿得怹，把枪交回去，重新回局里。

三说五说，我老爸就动了心，再加上新鲜劲儿过了，又找“兵役局”，想回去接着做饭。

这次局里都烦了，怹不仅没回成局里，反而被踢出去了；脱下军装，转业到“六建”（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壮工”。

此后几十年，每提起此事，怹都埋怨：“都赖你妈，不让我看库房。她说，把枪放在家，怕走火，怕丢了；非让我回去做饭；结果……”

当时“六建”不仅流动作业，而且机械化程度比较低，体力消耗大。我父亲的主要工作，是和泥、搬砖、跟着搭脚手架等等。

刚到“六建”时，主要在长辛店附近，盖楼房和厂房。缺少吊车，往楼上运送砂子、水泥，是用小推车，走跳板搭成的之字坡；伸脖子瞪眼，一步三颤悠；上坡下坡，非常费劲，一班要出几身透汗。

活累不说，伙食也差劲。当时，我父母已经生了三个女孩儿，一家五口，靠父亲养活。为了省钱，一日三餐，主要是窝头、咸菜，吃块酱豆腐，就算改善生活了。

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原。这回，我父亲觉出在“兵役局”的好处了；也觉出绳股长的热诚和善良了。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出了大兴县，绳股长也帮不忙了。

心态失衡，言行也就失控了。我父亲垂头丧气，牢骚满腹，不愿干活，也不想学技术。当时，“六建”处于初创时期，鼓励青工学技术。

很快，怹被打入另册，成了精减的对象；从此走上了下坡路，一步一步滑向人生的谷底。

1958年，从机关和城镇企业，抽调人员支援远郊和外地。某一天，我父亲和一些工友，参加动员会。

领导说，煤炭是工业的粮食，发展工业，首先要开发矿山。现在京西的一些煤矿，生产规模小，劳动力紧张，需要外单位派骨干去支援。

你们能被选中，非常光荣，非常幸运。当然，煤矿和建筑相比，更脏、更累一些，远郊山区交通也不太便利，不过没关系；你们辛苦两三年，等矿山开发好了，生产走上正轨了，还回“六建”来。修建更高的楼房……

我父亲和三百多名工友，分配到位于房山县河北乡的房山煤矿。当时路况、车况都不太好，从长辛店开到坨里，再从坨里走到磁家务，用了多半天。公路只通到坨里，再往前都是山道。一行人下了卡车，走行前往矿区。

房山煤矿，分东、西两个“矿区”； “西区”位于杏园村，建于1922年，曾叫过“济伟”、“协中”、“新华”、“振兴”、“良乡东矿”等名称；矿上的办公机枢，早先也在“西区”；“东区”位于万佛堂村，初建于40年代，扩建于58年。

由于“东区”地势平缓，交通便利；所以一部分矿工和家属，陆续搬到山下；1960年，矿领导也搬到“东区”，专门修建了一栋“干部楼”。

我父亲这批人，是“东区”投产后的第一批矿工。

报到以后，矿上找怹们谈话，征求就业意向。

领导：“听说你当过炊事兵，还在县里做过饭？”

我父亲：“是的。”

领导：“总共做过几年饭？”

我父亲：“五六年。”

领导：“去职工食堂咋样？”

我父亲：“我没专门学过，没什么手艺。”

领导：“职工食堂，对厨艺要求不高。你总比‘力巴’（外行）强吧；再说，你还年轻（28岁），可以边干边学。”

我父亲：“不想做饭，也不想学。”

领导：“你没别的技术，只能下井挖煤了。”

我父亲：“挖就挖呗。省心，挣钱也多。”

放着食堂不去，偏往井下扎，脑袋是不是进水了？还真不是，四大原因：

一是，无知；来矿区之前，怹没到过挖煤，也没接触过矿工，根本不知道井下啥样，挖煤是怎样劳作；用现在的话说，无知者无畏。

二是，轻信。初来矿上，怹们以为真是临时支援，呆上两三年，还能回“六建”。两三年，再苦再累，一咬牙就挺过去了。

三是，贪财。当时一线工人比科室人员挣得多，井下还有白糖、黄豆、烟酒等实物补贴。

四是，偏见；觉得做饭，众口难调、腻腻歪歪，不如卖力气痛快。

进套容易，退套很难。三百多人分配到岗，正常运转以后，矿上说了实话：踏踏实实干吧，回不了“六建”了；当初说了支援，实际是“精减”人员。

当时已经有了户籍管理制度，从城镇转到郊区；从工人转成农民容易；反之比较困难。因此这批“六建”来的工友，大多留在了矿区。

刚来矿区，我父亲吃食堂、住宿舍；虽说诸多不便，却也能凑合；有一件事，让怹很不爽——老家实行集体化耕种，按工分分红。我母亲带着三个女孩儿，无法种地，每月要交30元钱，从村里买粮、买柴。

当时，我父亲每月挣五六十元钱，一多半要交给村里；那真是心痛、肉痛。于是，怹略施小计，把我母亲“骗”到了矿区；从此，我们家落户到房山区。

我母亲的娘家在天津；此前没到过矿区，搬来以后，诸多不便。一提起此事，她就抱怨，跟着老佟，一路下滑，在山沟蹲了大半辈子。

从1958年至1983年，我父亲挖了25年煤，落下了矽肺病，平时喝喽带喘，阴天、冬天，更是喘不上气来，床头老立着氧气瓶。由于井下潮湿，怹腰腿时常做痛，晚年走路得拄拐棍，走一段就得休息一阵。

我父亲一路坎坷，一路走低：从平原到山区；从城镇到远郊；从县机关到井下……

这是为啥？按怹的解释：生不逢时，遇人不淑、被我妈“搅和”、被“六建”骗了、被矿上蒙了、被孩子拖累了……70年代末，由于体弱多病，有过几次调离井下的机会，最终还是放弃了，一溜歪邪，混到退休。

要让我说，我父亲走背字儿，既有外界原因和偶然因素；也有怹自身原因，性格制约、眼界局限。

如果怹不那么折腾，就可能留在县机关；如果在“六建”好好干，就可能不被“精减”，不会来到矿区；如果不放弃专业，就可能成为资深厨师。在食堂做饭，总比井下挖煤，要舒适一些。

我父亲对家庭的最大贡献，是把媳妇孩子接到矿区、转成了“非农”户。我们六个孩子，因此受益终生；不然，我们就得在老家“修地球”。当年办“农转非”，并不是怹有眼光，直接原因是心痛钱；属于歪打正着。

不管咋说，“农转非”这步棋，走到点儿上了。不然，我三个姐姐，一个盲人哥哥，如果留在村里，估计日子不会好过；如果父亲在房山，母亲在大兴，都会活得挺累。

人非圣贤。谁都会有一些缺陷，生理的、心理的、性格的缺陷。

世事难料。谁都要受一些制约，社会的、政策的、认知上的、明的暗的制约。

父爱如山。山，顶天立地，沉默无言，需要走近，甚至走进它，才能逐渐读懂它。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读懂了父亲；理解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