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七十的潘羽光是五十年代芦台农机校支援北大荒建设的第二代人。当年他的父辈们在全国都学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的热潮中，和三十多名芦台农机学员来到了北大荒的笔架山农场开发建设。
如今这代人已所剩无几，作为这茬人的后代，潘羽光感觉他有责任把他们父辈这一代芦台人在笔架山的艰难创业经历告诉后人。
他说：萤火虫尚能留下尺寸的光明，何况人的一生，虽然不能轰轰烈烈，但也应有他们经历过的足迹。
为此，他讲述了他的家族是怎样从河北省的运河边来到了黑龙江省笔架山农场的两代人的经历。
一、 从河北老家来到笔架山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固安县蛮子营村，现在改了名叫幸福村。听我爷爷讲，我家祖祖辈辈就信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条古训，不论是八国联军来时的天下大乱，还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时的军阀割据，祖上爷爷就是带着一家人在运河边上勤勤恳恳地耕耘着那几亩薄田，在外人看来，我们潘家还算殷实，到了我父亲那辈人时就能念些私塾了。
解放后，父亲还是想读书，可是私塾念不成了，所以看到芦台招人，一打听说是学开拖拉机的，以后还有拖拉机开，感到新鲜好奇就这样就去了天津的芦台农校。
那时候我爸十七岁刚结婚，我妈十八岁，是邻村的姑娘，听说蛮子营村的潘家的老大人品和家境还可以就嫁了过来。
.当年我二叔十六岁我老叔六岁，我爸结婚后我奶奶就病故了，我爷爷当年才四十岁后来也跟我爸爸来到北大荒，活到了九十一岁。
那时我爸就感觉到了作为一家长子的责任，处处护着他的两个弟弟。我爸对两个叔叔的感情特别好，我长这么大从没看到他们吵过架红过脸。
在芦台农机校学习两年，就整体支援来到了北大荒的笔架山劳改农场，记得当年父亲他们那一批学员有：李玉林、程国荣，吴桂森，黄成贵，宋玉海，杜凤海等三十多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农场的机务骨干，很多人都成了农场的中层领导。
到东北后，农场就动员他们把关里（东北人管山海关以内的地方叫关里）的家属接来，我爸就把我们一大家子都接了过来。
从此，我们一大家子就在笔架山扎下了根。那时从老家过来的还有二叔潘克贤，老叔潘克庄，后来我爸帮助这两个弟弟都在农场参加了工作，学了一身的机电技术，成了家，通过我爸的芦台学习和到北大荒的工作，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
二，早年生活 与狼共舞
现在有部电视剧叫《与狼共舞》，是表现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故事，而在五十年代北大荒生活的人们，则会经常与狼打交道。我爸在夜班翻地时就曾在野地里与两只狼斗智斗勇。
潘羽光开始讲述笔架山当年狼的故事。
五十年代的一个秋天，我爸带着学员小马去老太太桥西边的七号地进行秋翻。七号地是离一分场场部最远的一个地号，一块地就有二百多垧，匈牙利的“得特’拖拉机拉着三铧犁趟过的土地，在秋夜的月色下，翻滚着一片黑油油的墨浪，当年全国都在学习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小马是场领导的外甥，是从河南商丘老家来投奔他在北大荒的舅舅来学开拖拉机的。分配给潘克严当学员，当年的得特拖拉机没有驾驶室，就是光秃秃车身，后边挂着三副犁铧。潘克严在前边驾驶。小马在后边操作犁耙。此时星光遥远，旷野寂静，小马盯着身边闪闪发光的萤火虫觉得煞是好玩，猛然间，他发现身后不远出有两点蓝光慢慢的向他们的车后移来。小马心头马上闪出个念头：是狼。于是大声喊叫“潘师傅，狼来了”，得特拖拉机“突突突”的噪声很大，在前边一心开着拖拉机的潘师傅根本听不到。急的小马抓起一块土坷垃，向前边的师傅扔去，我爸停下车，问是怎么回事，小马告诉师傅后边有狼跟着，这时我爸也发现左侧没翻过的地里，也有双蓝幽幽亮点来回的晃动，原来是两只狼一只在后边一只在侧面，要形成两面偷袭之势。
我爸从车上拿来发动机车的大长摇把子交给小马，自己手里握着个大号扳手，接着继续上车向前开去，此时的眼睛不时的回头观察着后边的小马，和机车左右的情况，发现那左侧的蓝光还是不远不近地跟着拖拉机移动并不时扬起头发出“呜呜”的长嚎，分明是召集狼的同伴。看来这狼是要和他们耗下去，真要是大批的狼被它们召来，可就麻烦大了。此时小马一个劲地喊师傅，咋办？
我爸又停下车，告诉小马:别怕，狼怕光，你拿着摇把子，靠着拖拉机头别动，狼不敢过来，我去弄点干柴，回来点堆火，把狼吓跑。
就这样，我爸拎着大扳手，去搂了一大抱干草，回来点着，通红的火光，照亮了拖拉机这个庞然大物。可能这两头狼也没见过这是什么怪兽，对峙了一会就转头蔫退了。
过不几天，小马就调到后勤组了。可能是他舅舅和分场领导打了招呼，那时小马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
第二次遇狼是那年冬天的小年前三天，场部一大早晨就通知说杀猪了，让每家去人领猪肉。
本来场部计划是春节时杀两头猪给职工分些猪肉过年，想不到昨晚一场小清雪过后，打更的在十点多钟巡逻时，发现一趟新鲜的猪蹄印向村外走去，他顺着脚印撵去，发现两只狼夹着一头猪在前边，一头狼咬着猪耳朵，另只狼用尾巴抽打着猪屁股，一路上猪疼得哼哼直叫，打更的操起巡更的镐把，大喊一声。那狼听到喊声，向猪的脖子狠狠的咬了一口便撒腿跑去。
被咬的猪眼看着活不成了，就连夜给补了一刀，才有了第二天的分肉。
三、往一分场搬家 鸡飞蛋没打
来农场几年，因我爸为人沉稳，技术过硬，责任心强，哪个分场都抢着要我爸去管理机务。
农场成立良种站，新进来一台配套的农机具，总场找当时一分场的场长刘奎商量，把我爸调过去，说那台机器别人捅咕不了，怕弄坏了。虽然刘奎场长舍不得，但还是顾全大局，把我爸调了过去。就这样我家又去良种站住了四五年。
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随着美籍作家韩丁牵线引进美国的第一台农业机械，欧洲的农业机械也大批的涌入国内，笔架山农场也开始逐步的更新农机设备，最早进场的是德国的E512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分配给了一分场，此时一分场的刘奎场长已经升任总场副场长，主抓全场的生产经营。他给机务科下令：
全场机务战线责任心最强，技术过硬，值得信赖的就属潘克严，新来的第一台农业机械必须得他先接手。
就这样，又把我爸调回了一分场，
那年的秋天，我家从良种站往一分场搬家，是一分场派去的马车，在农场过日子，行李，衣服，大包小包，炊具，厨具，锅碗瓢盆，饭桌子，椅子，板凳，装满了一马车，最后我妈又把几只鸡塞进一个大果筐连下蛋的鸡窝都绑到了车上。
七十年代的乡村道路还是土道，马车走过老太太桥时天色已晚，走到往一分场里边拐弯的路口时，马车在土坑里一跩，车后的鸡筐一下子甩了下来，几只鸡受到惊吓，飞扑乱窜，天色越来越暗，这边还急着回去卸车。我妈说，把鸡窝留在这里，周边撒上一把粮食。走吧。
就这样回去了。第二天，到那路边一看，几只鸡都挤在鸡窝里趴着呢。窝里还有两三个新下的鸡蛋。
四、 邻居一家亲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家又搬回了一分场，到一分场后就跟我同学朱艳武家是邻居，他爷爷跟我爷爷年纪差不多，中间隔一条场区南北道还有个同学张春涛家他也有个爷爷。
平时三个老头有时出去割点柴草，有时在一块唠唠家常自然就成了朋友，巧的是我父亲、朱艳武父亲还有张春涛父亲都在机务上班，就是都是搞机械的同事，我们仨人又都是一个的班的同学，这种三代友情让我们一直传承到了今天。
说起这种世交，
我家与朱颜武就更深一层，因为我的三弟小时还曾吃过朱婶的乳奶。
那时我们两家住得只隔一道墙，我家跟朱艳武家近走动的比较多一些。他家当时六口人还没有最小的妹妹，口粮也不够吃看俺家搬家的时候带去那么多玉米就朝我家借，吃完了不够就再借。就这样两家你来我往也处的很好，后来他妹妹和我家老三老四都是同一年出生，我家老三老四是双胞胎，在那个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的时代，
我家老三老四的奶不够吃，我爸就找大队长刘奎批给一些白糖牛奶的特别关照，潘克严家没钱可先赊着，刘奎老场长说：潘克严工作上吃苦耐劳技术也好他工作让我放心，这样的人就是要照顾。
刘奎老场长的人性化管理也在后来的文革中，对那些北京来的公安部五七战校学员身上得到了体现。
刘奎当时已是农场的常务副场长，前边的场长和“革委会”主任都是军代表兼任，刘奎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公安部下放干部的眼中，刘奎是个正直、忠厚、讲人性，又能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合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干部。
公安部下放干部到笔架山后不长时间，部里的极左领导就要求笔架山要按南方某省的干校对待下放干部的生活标准，全部供应粗粮，也就是每人每月只供应30斤玉米面、玉米碴子或高梁米。此事拿到党委讨论，公安部带队领导说从北京来的下放干部要与当地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来到这里就是要吃苦耐劳，改造思想，不能搞特殊化。其他常委面面相觑，不敢表态。刘奎表示不同意，他说：下放干部也是人，与我们当地职工同吃同住，我们吃什么定量，他们也跟着一个标准就行了，我们这里连就业工人都是80%的细粮，还有每人每月半斤豆油，全场一样，你把这个标准改了，不是让我们本地职工成了“特殊”了吗？就这样，使下放干部每月也能吃上80%的细粮。
这是后话，还说当年我家的老三老四，因为两个双胞胎，大人又缺少油水，奶水不够吃，两个弟弟刚八九个月时，老四就得了急性肺炎，烧得小脸象秋天的柿子，分场卫生所的大夫说孩子肺炎很重，得去总场医院治疗，刘奎大队长立马派车把我妈和四弟送到总场医院，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多天，这时家里这边还有老三在家，每天也饿得“嗷嗷”直哭，隔壁的朱婶就每天过来给老三喂奶，一直到我妈带着老四病好出院。
后来两家大人在一起唠家时，朱婶常逗老四说：你长大了俺凤子给你当媳妇吧，
那时老四还小就扬起小脖问：媳妇是干啥的？
六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有时还逗老四，“你的初恋是不是从六七岁时开始的？”
五、 最早去世的芦台领队人
当年一个车皮从芦台农机校来笔架山的三十多人里边，如今很多人都叶落归根，或离开了人世。而离开人世最早的就是当年的带队来的队长李玉林。
他在来农场的第七年就因为保护农场的拖拉机被雨淋成了重感冒而转化成肺炎，在农场当时缺医少药的条件下，不到三个月便离世而去。是芦台来的员工中第一个因公去世的干部。
李玉林是山西人，1945年十六岁时参加革命，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八路军指挥部当通讯员，直到1948年，解放军打赢了淮海战役，部队首长问小李解放了想干什么，小李说想学开拖拉机。于是，部队领导就让他到芦台农机校去学开拖拉机。
到学校后，因是部队来的学员，就被指定为学员班长。当时的芦台农机校是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的，而芦台农场最早是日本人为了解决在华北地区的侵华日军吃大米问题而建的农场。
资料说：芦台农场位于天津市宁河县境内，解放前为侵华日军军粮基地，数千名朝鲜人在此种植粮食，有两个朝鲜警备连负责治安。解放后接收退伍军人、招收周围村民及收容上百名天津乞丐组建中央农场，后下放河北省管辖。
李某就是接收的退伍军人中的一员。完成学业，带队来到了黑龙江笔架山，工作起来还是部队的那种作风，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1960年的秋天，农场的机车没有柴油了，影响了秋翻地，得去二十多里外的集贤县的加油站去拉油，
当年的路况也部好，加上入冬前的最后一场秋雨，老李带个驾驶员走过张精屯不远时车就趴窝没油了。当时天色已晚，老李就让同去的学员去屯子里边找个地方避雨休息，他留在车旁看车，就这样在雨中淋了一夜，第二天就发起了高烧，他又坚持着去县加油站拉回了柴油。
回来后就因急性肺炎而住进了医院。不到三个月便离开了人世。
当年农场为他的离世还召开了有芦台来的全体员工和农场中队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追悼大会。那年老李才三十八？岁。就把英魂留在了农场。
六，兴办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小的农村生产组织。
在北大荒三江平原上，就出现了一家潘氏家庭农场。
潘羽光向我讲述：
1982年，我家在笔架山九连经工作了20多个年头，我家哥几个早已是连队的机务骨干，也都娶妻生子，我家成了连队里人丁兴旺的一大家族。
当时兴办家庭农场，人们还不适应，也都不敢伸头，场领导就找我爸说：老潘，你有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家里劳力也多，还懂机务，就带个头办家庭农场吧，转让的机械费用可以三年内交齐，希望你能给全场的职工做个带头发家致富的榜样。
就这样，我爸就领着我们哥几个办起了家庭农场。
当时转让的机械有一台75马力的东方红链轨车，三台播种机，三台镇压器一组；两台琏接器，一台牵引收割机，一台中耕除草机。一台五铧犁。就缺一组轻耙，后来我家又自酬资金买了三台轻耙。承包了队里的四十多垧地。
家庭农场，虽然规模小，但是管理上和生产队一样得武藏俱全，大的方面是人，财，物的管理。
根据农时由老爸给我们哥们分配具体工作和作业标准，从春天的翻，耙，播，镇，到夏季的除草，打药，起垄，秋天的收割。虽然种的的周期不长，可那些生产流程环环相扣。
就这样全家上下的紧忙乎，头一年办家庭农场还是出了问题。
那年春天根据总场的播种计划，我们种了四十上大豆，春耙整地，播种都很正常，半个月后，地里一趟一趟绿油油的豆苗也出得很是喜人。俗话说，有苗不愁长。到七月份时，一天老爸到地里转了一圈发现大豆地里起了“火龙秧子”。就回来找我们哥几个商量。
火龙秧子是大豆的一种病，学名叫胞囊线虫病，是寄生在大豆根的皮层中，吸收营养。
主要症状病株主根及侧根少，根瘤显著减少或没有，植株矮小，叶片变黄，须根上附有大量白色小颗粒。
防治方法就是用采用辛硫磷，老爸让老二骑摩托车去二十里外的集贤县里的生产资料公司去买。
后来几年，逐步的有了经验，每年的收入也都稳定了下来。总体来说，自从办起了家庭农场后，我们一家确实是实现了小康。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
现在，我们从运河边过来的一大家族，经历了中国的七十多年的动荡变革，已在黑龙江这个边远地区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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