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当代军旅作家张明刚于2026年3月27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光明文化周末”作品版的一篇深情散文。全文以“头发”为叙事线索，串联起作者从童年到军旅、再到退休的人生轨迹，通过三位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理发师形象，构建了一幅中国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精神图谱的细腻画卷。该文并非单纯记述理发技艺，而是以极富文学张力的笔触，将剃刀下的每一次刮擦、每一句闲谈、每一个眼神，升华为对人性、尊严、时代与记忆的深刻叩问。

文章开篇即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点题，却迅速将读者带入鄂北随州乡下孩童被迫剃光头的压抑场景——“光头，在我眼里委实不体面，像庙里的小和尚，何来半点帅气？”这种对身体自主权的早期剥夺，成为作者生命中第一个关于“被规训”的记忆，也奠定了全文“身体即历史”的隐喻基调。

吴师傅的出现，彻底扭转了这一压迫性体验。他并非普通剃头匠，而是“挑着一头热的剃头担子，走村串户”的民间文化传承者。他的担子中不仅有剃刀、剪子、梳子、篦子、磨刀石、荡刀布、香胰子等工具，更藏着二胡、笛子、快板等乐器，这暗示着他的职业早已超越了“服务”范畴，成为乡村公共空间中的“文化表演者”与“精神启蒙者”。他在古柏树下支摊，吆喝“剃头喽”时，声音“有腔有调，像在戏里念台词”，剃头过程被仪式化为一场集理发、说书、戏曲、杂耍于一体的民俗盛宴。他抛剃刀的绝活，让围观者“吓得大气不敢出”，却在“若无其事”的从容中，传递出一种对技艺的绝对自信与对生命的轻盈掌控。这种“技艺即尊严”的表达，使吴师傅成为作者童年最生动的“文学启蒙者”——他用村言俚语讲述家长里短，用花鼓戏调子哼唱俗世悲欢，让一个害怕剃头的孩子，在碎发如丝飘舞的阳光下，第一次感受到语言的韵律、动作的节奏与人情的温度。这种启蒙不是课堂上的背诵，而是身体在剃刀凉意中获得的解放，是耳朵在戏文哼唱中被唤醒的审美，是心灵在围观者的笑声中确认了“平凡人亦可有光”的信念。

随着作者成长，吴师傅的乡村理发摊逐渐被城市化的理发店取代，但“理发师”这一角色并未消失，而是以更复杂的形式在军营中重现。郭师傅，这位在大机关服务数十年、经他手“推”出无数将军的理发师，其形象被赋予了近乎神话的色彩。他不仅技艺精湛，更以剃刀为媒介，成为士兵心理的“修剪师”。面对狂妄自大的年轻军官，他说：“头发都快炸开啦，我给理得收敛一点”；面对失意落寞的基层干部，他轻声说：“从头再来吧”。这两句话，表面是理发建议，实则是人生箴言。郭师傅的“功夫”不在剪刀，而在“看人”——他能从一个人的发型、神态、沉默中，读出其内心的焦虑、骄傲或溃败。他建议作者留大背头，这一建议不仅塑造了作者此后几十年的标志性形象，更成为一种精神姿态的外化：挺拔、自律、不卑不亢。郭师傅的理发室，是军营中少有的“非权力空间”，在这里，军衔被暂时悬置，唯有“人”与“手艺”在对话。这种超越等级的平等，正是张明刚所珍视的“实在”精神的体现——在高度体制化的军队中，郭师傅用一把剃刀，守护了人性的温度与个体的尊严。

当作者步入退休生活，他在北京王府井一家老牌国营理发店遇见了陈师傅。这位理发师的形象，是整篇散文情感的最高潮与精神的最终归宿。陈师傅的“老实”体现在他磨了三年刀才出师的学徒经历，体现在他对“文剃”“武剃”的讲究，更体现在他面对作者染发请求时的那句：“您染得勤，我当然能多赚点，可我不忍心啊。”这句话朴素如土，却重若千钧。它不是道德说教，而是源自生命经验的本能选择——手艺是饭碗，良心是根本。当作者提出要为他写一篇文章时，陈师傅“摆摆手”，眼角却“明显湿润了”。这一细节，是整篇散文最动人的泪点。它揭示了中国社会底层劳动者最深沉的恐惧：不是贫穷，而是被遗忘；不是被轻视，而是被“消费”为文学素材后，连真实的存在感都被剥夺。陈师傅的“不值得被写”，恰恰是对“被凝视”“被符号化”的抗拒，他渴望的不是被记录，而是被“记得”——“假如我退休了，您在大街上看见我，如果您能在心里说一句：‘这人头发理得不算多好，但为人确实非常实在。’那我就心满意足啦。”这句话，是无数无名劳动者在时代洪流中沉默的呐喊，是张明刚对“平凡英雄”最深沉的致敬。陈师傅的“实在”，不是口号，不是标签，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对工具的敬畏、对顾客的体恤，是手艺人在工业化与消费主义浪潮中，用双手守住的最后一块精神净土。

《我的理发师》之所以成为当代散文经典，不仅在于其叙事的精妙与情感的真挚，更在于它构建了一种“理发师—头发—身份—时代”的象征系统。头发，从童年被强制剃光的“耻辱符号”，到中学时代“书生气”的“身份标识”，再到军营中“板寸头”的“集体规训”，最后到退休后“染发”所代表的“个体表达”，每一次发型的改变，都是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与个体意识变迁的外显。吴师傅的剃头担子，是前工业时代乡村社会的缩影；郭师傅的军营理发室，是体制内秩序与人性温情的微妙平衡；陈师傅的国营老店，则是计划经济遗产在市场经济中的艰难存续。三位理发师，分别代表了传统、体制与转型中的三种“实在”形态：吴师傅的“文化实在”，郭师傅的“责任实在”，陈师傅的“道德实在”。张明刚没有将他们塑造成英雄，而是让他们在日常的琐碎中，以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定义。这种“实在”，不是宏大叙事中的牺牲与奉献，而是微小个体在被时代碾压时，依然选择不欺瞒、不敷衍、不功利的生存姿态。文章结尾处，作者没有写自己如何成名、如何获奖，而是回到陈师傅那句“头发理得不算多好，但为人确实非常实在”，这既是散文的收束，也是作者对自我人生的最终确认——真正的价值，不在头顶的光环，而在脚下的土地与手中的工具。

该文发表一天来，迅速在文学界与全社会引发强烈共鸣。人民网、光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军网、中国作家网、中国军号、《解放军报》客户端、《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等我国主要媒体纷纷全文转载，广大读者争相阅读，好评如潮，反响强烈……这显示出其作为“非虚构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广泛接受度，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典范。尽管目前尚未发现该文被正式收录进中小学语文教材，但其思想深度与语言美感，使其成为高校文学课程、写作教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文本。但有读者在评论区写道：“读完《我的理发师》，我回家给父亲理了次发，他没说话，但眼睛亮了。”这种个体经验的唤醒，正是文学最珍贵的力量。张明刚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却写出了最贴近土地与人心的散文，他用剃刀般的文字，刮去了浮华，露出了真实——那真实，是吴师傅古柏树下的笑声，是郭师傅镜中沉默的凝视，是陈师傅眼角的湿润，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时代夹缝中，依然选择“实在”活着的微光。

向阳简介

《中国文艺家》杂志社社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影视机构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影视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国际写作中心常务副主任，南京大学中华图像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