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对象墩古遗址进行了勘探和试掘，惊人地发现，该古遗址的主体为良渚文化时期，竟然与松江广富林古遗址的良渚文化有着相似的文化特点。

这是两地古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

这个考古信息，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于是我专程去常州象墩古遗址探寻。

据我对松江广富林古遗址和常州象墩古遗址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比较，松江广富林古遗址要比常州象墩古遗址早了近100多年的历史。

由此，我们不要因此就把常州象墩古遗址匆忙地与松江广富林古遗址直接相连，更不要把那儿发现的一些考古信息生硬地说成是“常州独特的文化特性”。严格说来，广富林古遗址是为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人类生态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文化意义要比常州象墩一地要宏大得多，开阔得多。

2015年，当我去常州象墩古遗址探寻时发现，那里的古遗址文化与松江广富林古遗址文化有着五个不同的文化特性：

一是这两地的古代虽都‌以稻作经济为主，相对来说，广富林的农业精耕细作体系比较成熟、水田技术先进，并与生态智慧（如稻鱼共生）深度结合。这是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上可以看到，如广富林的农耕整地工具‌，石犁、石锄等，要比常州象墩的农耕整地工具更坚固、精制。‌‌‌

二是这两地的古代在‌形成最早稻作农业体系上，指新石器时代中期（良渚文化），这两地虽都已出现了犁耕、灌溉水田与大型聚落支撑的集约化生产，但广富林的农业规模、集约化生产要比常州象墩的更大更完善，这从出土物中得到了见证。

三是这两地的古代在出土的玉器品种上，松江广富林要比常州象墩出土的玉器要丰富得多，造型独特，雕刻花纹图案精细。如以出土的陶器为例，它们都以泥质黑皮陶和灰陶为主，广富林的古物，采用轮制技术，而常州象墩的古物，采用就班的技术，相对比较落后。这反映在良渚文化区域中是比较突出的古文化现象。

四是这两地的古代人群迁徙，大都似乎可以判断，这是相同处于迁徙过程中的族群所在。甚至可以说，暴露出某种“生态逃难者”的痕迹。与正宗的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他们的几处墓葬，不仅不存在统一规则，连墓主头颅的朝向都很杂乱，可见社会层级不高，或者曾经社会层级很高的人群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低级生态之中。古代松江广富林的人群迁徙要比古代常州象墩人群迁徙的规模要大得多，松江广富林古遗址的人群集聚地规模在古代长江下游颇具典型。

五是松江广富林的古遗址，除了良渚文化的遗留，更多地看到了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遗迹。有一些陶器，是来自于河南、山东、安徽的交界地带。因此，广富林遗址不仅仅是良渚文化的余脉，而成了一种溶合了其他文化的独立文化。常州象墩古遗址的良渚文化，除了和松江广富林的良渚文化相似外，不具备有黄河流域的文化特性，更没有古文化上的独立性。

另外，我想说的一个重要的特性是，松江广富林古遗址在长江流域比较著名，但与常州象墩古遗址一样，都处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良渚文化），它们共同处于中华文化史的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段上，而且，这个时段，也是中国古代氏族社会逐渐解体的关键点。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是正值夏代。如果说，从松江广富林古遗址和常州象墩古遗址的方位上，遥望在这个重要起点上的长江下游动静；那么，这两地的古遗址文化同是一个绕不开的村落古文明的解读地点。 

松江广富林古文化和常州象墩古文化的出现，对今天的两地文化来说有点突兀。它们共同打破了这两地人群的习惯性文化思维的方式，这就是，使这两地人群要面对遥远的古代，有了一种探索远古文明的兴趣。我认为，这两地的文化发展目光都应该投向解读古代良渚文化的起点上。这儿所说的古文化，就是真正的古文化，也就是，它足以纵横数千年而不是局囿一百年。哪怕是松江，还是常州，都不应例外。

我期待着这两地在今后的发掘中能找到这方面更多的证据。